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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生如何有诗意
来源:中国纪检监察报 发布时间:2018/05/24

  真善美合一的人生境界,对中华士人人生哲学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,还被转化为其审美境界的重要内涵

  中华美学推崇诗意化的人生境界,这一审美传统建立在儒释道哲学的基础之上。很早以来,中华哲学就已形成了重视人生境界的各种思想和学说。例如,先秦儒家以恢复礼乐文明为己任,把圣贤人格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,讲究温柔敦厚、中庸节制、文质彬彬,志在建设和谐有序的理想世界。道家对礼乐制度持批判的态度,以自然无为为文化理想,认为道法自然、逍遥自在、不被物役的真人才是最高的人生境界,因此,它追求个体的生命自由和精神自得,以及“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”的存在感。佛教禅宗注重个体生命智慧的开启,采用权宜说法、方便法门,强调当下即是、独特唯一的感悟,于是,充当生命的觉者成为禅宗向往的人生境界。

  我们也应注意,无论是儒家、道家,还是佛教,在人生境界论方面又存在相通之处。例如,它们都认为人生境界是真、善、美的统一,而不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对待理想与现实的关系。儒家讲美善合一,又把“浑然与物同体”“民胞物与”等作为求真的境界。道家注重体道求真,逍遥人生,各适其性,但实际上,从老子到庄子,都把善作为真、美合一的前提,《道德经》有很多地方提到道德问题,《庄子》有很多篇目描述高尚的德行,可见,道家也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统一。佛教对善的强调无需多讲,不过,佛教对真和美的诉求却别有意味。它追求的真是指真如、真谛,是个体对世界的真实体验,而不是知识理性,它追求的美也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美感,而是以般若空性为内涵的微言妙意,审美不过是传达佛理的中介而已。

  为了提升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,中华哲人也提出了相应的进修功夫。《大学》有“三纲八目”之说,孟子主张“养浩然之气”,至大至刚,充塞天地,周敦颐“观天地生物气象”,王阳明“致良知”,董其昌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,都属于人生境界的进修之路。这种真、善、美合一的人生境界,对中华士人人生哲学的形成起着引导作用,还被转化为其审美境界的重要内涵。

  冯友兰、宗白华等对人生境界有所论述。冯友兰把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级: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、天地境界。宗白华则把人生境界分为五个层次:功利境界、伦理境界、政治境界、学术境界、宗教境界。其中,功利境界主利,伦理境界主爱,政治境界主权,学术境界主真,宗教境界主神。这五层境界能概括一切吗?其实不然。因此,宗白华又在学术境界与宗教境界之间划出一块领域,作为主美的“艺术境界”。宗白华说:“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,赏玩它的色相、秩序、节奏、和谐,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;化实景而为虚境,创形象以为象征,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、肉身化,这就是‘艺术境界’。”(《宗白华全集》第2卷,《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(增订稿)》)在他看来,艺术的形式结构,如点线的组织、色彩或音韵的和谐,与生命情绪的表现交融为一,创构一种“艺术境界”。巍峨崇高的建筑表现出一种境界,悠扬清妙的音乐启示着另一种境界。宗白华所说的“境界”,属于审美境界。

  淡泊名利、参透荣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开启清净的心源,影响着超凡脱俗审美境界的生成

  从中华哲学派生出来的美学精神,特别强调超越世俗物欲、功名利禄对审美心胸的遮蔽或阻滞,从某种意义上讲,审美活动能使心性复归本真状态,使心境变得活泼自在,这是中华传统士人的人生境界和审美理想。道家主张心无所悬,远离得失计较,臻于自由自在的超然境地。庄子欣赏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,认为声色、气味、得失、进退等会对人性造成戕害,假如被外物所役,被境相牵系,心灵就会不得自由,乃至丧失天性,无法抵达理想的状态。

  禅宗主张平常心即道,随心自在,破除对外在境缘的执着。所谓“担柴挑水,皆是妙道”,遇境触缘,畅达自在。心体廓彻澄明,自性清净灵明,参透声色,涤荡毁誉,勘破荣辱,淡化名利。禅宗秉持般若空观,艺术家也以此作为审美人格或精神境界,试图超越卑琐的生存状态,使生命的智慧大放光明,照亮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。

  在道家哲学和佛教色空观的启发下,中华美学推重超然物外的精神,对艺术家的人生境界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不被物役,不为境牵,成为最基本的性情颐养的功夫。他们心胸淡然,知足自乐,不丧己于物,也不失性于俗。这种淡泊名利、参透荣辱的精神志趣有助于开启清净的心源,也成就了艺术家卓尔不群的旷达品格,还影响着超凡脱俗的审美境界的生成。

  在中华美学领域,由于士人作为精英阶层身份特殊且贡献突出,士人美学居于中华美学的主流位置,每当社会变迁、文化转型时期,士人总是首先觉醒,担负起文化传承的重任,且在审美理论和实践中建构起新的传统,成为中华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。苏轼倡导“士人画”,就是以张扬士人的审美情趣的体现。在他看来,士人进行绘画创作,有比一般画工更高的文化素养和自由心境,他们不以精雕细琢见长,而以游戏的态度任性为之,这与其超然物外的审美境界有关。他们崇尚自然平淡,突破艺术门类限制,认同绘画和园林充满诗意,或以草隶奇字之法作画,或以画法论小说戏曲。这些不同的艺术门类为何能彼此沟通,并行无碍?这是因为,它们都要表现超逸不群的士气,具足特立独行的精神,艺术应弃绝甜俗蹊径,不落匠人习气,不拘成规习法,至于艺术创作的具体技法如何,这倒并不是士人画关注的中心。

  在当今消费主义盛行的大众传播时代,这种不为世俗荣辱所累、不被名利争执所牵的美学精神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。假如艺术家自甘沉沦,一味地迎合市场的口味,或堕入物欲的深渊,就会导致审美趣味的低俗、理想的缺失、精神的沦陷。艺术家一旦远离自在的心境,本真的生命状态就无从显现,更不可能创作出有内涵的佳作。这无疑是背离中华美学精神的。对于当代艺术而言,这种破境执、显真性的造境功夫传统对于净化审美空气、提升审美人格、锻炼受众品位,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  诗意人生往往就体现在日常细微的生活当中,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发现与照亮

  依照冯友兰、宗白华对人生境界的层级划分,最高境界在于天地境界或宗教境界。这类最高的人生境界也是中华美学孜孜以求的审美境界,它们不是客观的世界,却可在审美活动中得以体证。审美境界有高低之分,诗意化的人生境界接近审美境界的最高理想。因此,审美境界不能停留于事功状态,也不能满足于道德诉求,它以与天地合一、与造化同流为旨归。庄子说“天地与我并生,而万物与我为一”,郭象讲“玄同彼我”“与物冥合”,都有审美境界的意味。孔子与曾皙等弟子言志,庄子在濠梁之上感受游鱼之乐,陶潜采菊东篱的悠然生活,苏轼赤壁之上对天地变与不变的感叹,都在泯灭物我、是非、主客、内外等的二元对立,复归于生命与天地合一、与造化同流的境界。这是人生境界,也是审美境界,体现出神圣感、庄严感和崇高感。

  在中华艺术发展史上,历代士人都以诗意化的人生境界相标榜。他们笑傲江湖,对酒当歌,或登临怀古,漫游骋怀,参加雅集,以文会友,酬唱抒怀,由此舒卷性情,安顿性灵,从而实现诗意化的人生境界。他们仰观俯察,静参宇宙,或纵浪大化,或向往渔樵逸趣,驾一叶扁舟,在天地间悠游往来。这是诗意人生的表征,映现出超越世俗化生存的理想。

  在追求诗意人生的士人看来,生活世界处处蕴藏着美的因素,值得深情地玩味和欣赏。松涛阵阵,清流泠泠,滩声入耳,风琴入怀。清音雅韵满耳,胜似玉管朱弦。微风、细雨、野径、纤草、藤蔓、枯木、飞鸟、牧童、远山、细流……无处不是意境悠然的水墨画卷。这契合士人的情趣和理想,因而被他们转化为审美境界。生活世界的自然景物和普通事物为士人的栖居添加了诗意,也使其深切感受到与他者共在的愉悦,体验到个体与宇宙、自我与世界的和谐为一。在这种本原一体的和谐共存状态,构成了一种不同于实用理性的新型关系,这种新型关系是人与世界的审美关系,人成就了自身,世界的意义也得以彰显,万物活泼自在,情趣盎然。他们欣赏自我,珍重当下,以同情的眼光观照世界,有情遍及万物,普通事物也具有了与艺术同等重要甚至更高的地位,这都是在张扬诗意化的人生境界。

  琴棋书画、诗酒雅兴、休闲娱乐、赏玩清鉴,这是中华传统士人诗意生活的写照。陶潜抚弄无弦,王羲之兰亭雅集,林逋梅妻鹤子,苏轼把酒问天,米芾拜石称兄,李渔闲情偶寄……对诗意人生境界的追求代不乏人,已发展为中华艺术的象征性符号。这种诗意人生不是神秘主义,也不是贵族阶层的身份标志,它往往就体现在日常细微的生活当中,需要以唯美的眼光去发现与照亮。王羲之说“群籁虽参差,适我无非新”,苏轼说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”,都强调生活世界是诗意人生的依托,因此,契合天地万物的生命节律,契合人世间的美妙存在,表现生生不息的宇宙情怀,就是极高的审美境界,《乐记》讲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,大概就是对这种天地境界的默然神往。(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 汤凌云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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